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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与土地市场:民国时期押租制度再研究

发布时间:2018-06-06 21:24:32 来源: 作者:
摘要:摘要:押租制度是传统地权结构的重要内容。本文不仅从传统地权结构上阐明了借贷与租佃的相互关系,分析了押金增加所导致的质的变化,即从借贷到加押、到典的变化过程,还讨

摘要:押租制度是传统地权结构的重要内容。本文不仅从传统地权结构上阐明了借贷与租佃的相互关系,分析了押金增加所导致的质的变化,即从借贷到加押、到典的变化过程,还讨论了金融与租佃两个市场不同的投资风险。债权转为佃权,即是田主用地租支付欠债。租佃市场的风险大大低于金融市场的风险,债权因此可以向佃权转化。在民间习惯中,金融市场之借约转为土地市场之佃约是常有的现象,而将押金转为借银的交易行为则是不合情理的,主要原因是以实物地租为计量基础的佃权,相对于以货币为基础的债权而言,更有保障,更加安全。本文以江津县为个案,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的金融市场与土地市场是一个高度流动且高度融合的市场,其中,土地市场具有化解金融市场风险的稳定且强大的功能。

关键词:押租制度;借贷与租佃;信用与风险;金融市场与土地市场

一、问题的提出

押租制度,是传统中国地权结构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其性质及运作机制充满争议。既有关于押租制度的研究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将押租视作“地主地租实现”的保证,以及地主剥削佃农的一个重要手段;其二,强调押租“是佃农独立化的重要条件”,即“是佃农维护佃权的凭证”,强调“押租制度使租佃关系越来越松弛,佃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讨论押金利息与地租之间的关系,分析“重押轻租”、“轻押重租”与“加押减租”等现象所蕴含的意义。

曹树基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之产权概念来分析“押租制度”。他认为,佃户交纳高额押金之后,实际上获得了对于佃入田亩的部分处置权、部分收益权和全部使用权,即佃户可以随意处置田底以外的田面,毋需田底主同意。他还建构出押金与地租率之间的函数关系,精准地呈现随着押金的不断增加,地租最终减为零的动态关系,并用石仓村的田价给予验证。他认为,当押金等于田面价时,佃户将获得绝对的田面,且成为事实上的“典主”。龙登高以物权概念来阐释“押租制度”。他指出,佃农每年交付的地租为零,达到押租最大化,即所谓干押,这意味着“约定期限内的未来收益全部变现为当期收益,也就可以等同于典,俗称为‘明佃暗当’”、“只有当土地所有者交还押金时,才能撤佃收回土地的物权,这也就相当于回赎,是用益物权的回赎,典回赎的则是他物权”。

已有研究大多站在土地持有者暨田底权人的立场,虽认识到田底权人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对收租风险的规避,是其选择押租制度的主要原因,但却忽视了一次性支付高额押金的佃户亦暨田面权人的投资动机。本文将这些货币持有者(佃户或田面权人)看作乡村社会中的土地投资者,进一步讨论他们为何愿意将押金投入土地市场,而非商业领域或其他金融市场?

本文从信用与风险两个维度出发,通过若干案例来阐释押租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合理性。笔者以民国初年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债务类司法案件为核心,以产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梳理和解释民国时期因押租制度而产生的债务纠纷和租佃纠纷。

二、押金:借贷与租佃的贯通渠道

关于押金,龙登高提出,押金可多可少,由此可降低佃户进入地权市场的门槛。佃户租佃土地时应缴纳多少额度的押金,多数情况下是原业主和佃户共同商议的结果。然而,押金额度存在弹性空间,并不表示任何佃户随时都有满足业主现金需求的支付能力。大多情况下,借贷就成为保障押租制度运行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如曹树基所言,如果他们手边无钱,可以通过乡村金融市场,融得足够的资本缴纳押金,“且押金利率与市场借贷利率相等的背景下,说佃农被迫借钱付押是不合逻辑的”。押金借贷与押租制度之间的逻辑与互动,是深入观察乡村社会土地金融市场规律的重要线索。

下文通过民国初年江津县李市场与滴水场的魏银廷案及李克明案来讨论押金、借贷与租佃之间的关系。

1、押金借贷嵌入租佃关系

1918年,江津县李市场魏银廷控告萧荣发欠债不还。案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共有三层:在法律关系上,魏银廷是原告,周龙田、周子莲和萧荣发是被告;在借贷关系上,魏银廷是债权人,萧荣发是债务人,周龙田和周子莲是借贷担保人;在租佃关系上,周龙田是田底主,周子莲是田面主,魏银廷是前佃农,萧荣发是后佃农。他们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租佃与借贷的同构关系

周子莲以500两押金承佃了堂兄周龙田的土地。因周子莲不需要向周龙田交纳租谷,所以,此价亦是典价。周龙田是“田底主”,保留土地的部分处置权;周子莲是“田面主”,也享有土地的部分处置权,即有权将田产先后转租给魏银廷与萧荣发。魏银廷通过缴纳300两押金,获得田面权。交500两押金者为“大押佃”,交300两押金者为“小押佃”。

魏银廷退佃后,萧荣发顶替。因萧荣发无法支付300两押金,于是在周龙田与周子莲的担保下,刚刚领回退押银的魏银廷借给萧荣发银150两。一年后,萧荣发与田面主周子莲清算押金,辞佃离乡,却未清偿魏银廷之本利。魏银廷向江津县知事递交诉状。此案令人不解之处有两点:其一,按一般追债逻辑,债权人魏银廷要控告的对象,首先应是债务人萧荣发,其次才是担保人周龙田和周子莲。本案中债务人责任反弱于担保人。其二,魏银廷在诉状中反复强调,债务担保人其实是租佃关系中的两位“业主”,业主一(周龙田)担保本金,业主二(周子莲)担保本利,且以利息为主。以“担保人”为信用中介的借贷形式司空见惯,但债权人请两位中间人为“本金”与“利息”分别担保的借贷设计,实为罕见。

要解答上述疑问,就必须先厘清债务关系中债务人、债权人与担保人三方的权责归属,这是分析借贷与租佃关系的基本前提。四川成都平原上流行的“客嵌”习惯,即当业主亟需现金而佃户现金不足时,有必要向第三人借贷,利息为租谷。这样一来,土地信贷与金融市场就必定存在统一的“市场利率”。关于这一点,以前只是学者讨论传统中国地权结构的预设前提。在江津,李克明案能够对此假设作出回应。

1912年11月,70岁高龄的孀妇李涂氏将其族侄孙李克明告到官府,理由是“堆利掯害”。其案由是,1907年李克明借给李涂氏银200两,“每百两对年加利谷四石”——“对年”即一周年,200两银的利谷为8石。“并元年利谷银三十两”——“元年”即宣统元年,也就是1908年,8石谷值银30两;谷价为3.75两/石,借贷年利率为15%。

1910年李涂氏无银偿还本利,双方因此达成“加押”合议,即将李涂氏欠息之30两当作追加之借款,又将借约换为佃约。原来向李涂氏交纳押金520两的佃户刘火顺继续承佃,但对象却变成了李克明。刘火顺每年向李克明纳租8石,李克明只向田底主李涂氏交租1石。看起来,付出520两银的刘火顺成为只付出230两银的李克明的佃农,李克明占了大便宜。其实不然,李克明在成为7/8田面主的同时,也成为刘火顺520两银的债务人。站在李克明的立场,230两银的年收益为7石谷,值银26.25两,利息率11.4%。在江津乡村,还可以有另一种算法,即欠租的30两可以计入本金,但不计算利率。将来,李涂氏还本时,必须偿还230两,但计息时,却以200两为基数,利息7石,年利率降为13.1%。

2、土地是押金借贷的信用基础

仍然回到魏银廷案中来。债务人萧荣发离开江津后,踪迹全无。据此推测,萧荣发在江津没有任何不动产,纯粹以“佃耕”为生。债权人魏银廷之所以敢对“无恒产”的萧荣发放贷,主要是因为有两位业主的担保。

中国传统信用担保分为“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两类。所谓“人的担保”,即由“中人”、“保人”或“中保”发挥作用的保证人制度;物的担保,则指“抵押或质押”。魏银廷案较为特别之处在于,其借贷之本金与利息是由田面主与田底主分别担保。

衅荣发欠押借银,子莲、龙田向民圈说,除给还民押银一百五十两外,余银一百五十两,转借与荣发作押。每十两对年加利谷四斗扣算。由子莲、龙田耽还本利,民信未防,借约讯呈。

周子莲和周龙田二人劝魏银廷将一半的退押银转借给萧荣发,萧氏以谷息还利,每十两加利谷4斗,即每百两加利4石,并有借约为凭,是可信的。

两位业主的担保,使借贷关系与租佃关系形成捆绑。换句话说,业主为债务人填补了信用缺陷,该田产事实上成为了借贷关系之“担保物”。田底和田面的两位业主、债权人和债务人三方设计出的以业主为担保人的借贷关系,客观上起到了利益共享与风险均摊的作用。

债务人亏欠本利、逃离江津后,债权人魏银廷递交状书,要求两位担保人替债务人偿还债务。周子莲辩称,自己仅担保本金而未担保利谷。“利谷”成为了原、被告之间反复辩驳的关键节点。魏银廷在状书中详述了被告“赖债”的证据,内容如下:

今秋(1918年)荣发退佃,民向问收本利,仅兑收银一百二十两,余欠本银三十两,利谷六石,拖延不给。转问子莲、龙田,反称未曾耽任利谷……否子莲、荣发狼狈为奸,图骗分润,约期出谷。荣发濳匿不面,旋被民寻获,复理……讵伊坚听子莲等主摆,藉故狡赖拖延。迫民具书报局……断令子莲、龙田将本利扣银,如数缴局……子莲反藉民去出收约未注利谷,牵扯抵制,希图达到骗利瓜分目的。不思荣发借银,子莲耽承本利,既有成议,又注借约,此犹不足为据,更有何约可凭?

在上述引文中,原业主周子莲被提及5次,债务人兼佃农萧荣发也被提及5次,原业主周龙田仅被提及一次。被告人姓名出现的频率,暗示他们承担着不同程度的债务责任。从语言表达习惯和叙述逻辑上看,当罗列被告人姓名时,周子莲多数是位居前茅;在描述赖债动机的具体实施过程时,周子莲也常常扮演主动角色,债务人萧荣发反而位居被动角色。种种迹象表明,魏银廷的讨债对象,直指周子莲。

周子莲赖债的理由是借约中未注“利谷”,魏银廷则认为担保人承担本利,就是为其借贷本金与相应的利谷而负责。双方对“利”与“利谷”的理解在此处出现微妙差异。而周子莲赖债也是显然的。

从土地收益与责任上看,魏银廷要求周子莲偿还本利,也是相当明智的。萧荣发逃跑后,魏银廷要求担保人偿还剩余本金30两与利谷6石。周子莲因此被扣押银50两。6石谷值银20两,则谷价约3.3两/石。萧荣发借贷年利率则为13.3%。如果借贷利率与押租收益率相同,则周子莲实际押金200两,其收益为8石谷。也就是说,萧荣发向周子莲纳租8石,向魏银廷纳利6石。按照正产50%的交租逻辑,萧荣发的收益应为14石,该田年总产出为28石。周子莲支付押金500两,当年可购谷152石,等同于大概5.4年的总收益。研究表明,民国初年四川水田租率最高,土地购买年一般只有4.9至5.3年,投资于土地,可以迅速而稳当地回收全部投资。可见,13.3%的市场利率基本符合土地市场规律。500两押金等同于田面价,即“典价”。“典主”周子莲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1919年1月17日,江津县知事对此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讯。周龙田称,萧荣发退佃时,“借款”即押金尚有“三定(锭)”没有来得及归还,现在归还便是了。本来是魏银廷与萧荣发之间的借贷关系,以及萧荣发与周子莲之间租佃关系,与周龙田无关。笔者推测在魏银廷退佃时,周子莲因无300两现金,而向周龙田求助。当魏银廷借150两给萧荣发时,周龙田有可能成为这笔现金的收纳者。但这并不表明周龙田是魏银廷的债务人。周子莲却混淆了债务关系,他拒绝偿还利谷,说:“今荣发退佃,魏银廷之借款,已扣在业主周龙田手付给,其利谷应由萧荣发自付,殊魏银廷要民赔给,遂来控案,求作主。” 将自己与魏银廷的债务担保关系纂改为周龙田与魏银廷的债务关系。

周子莲最初的辩诉内容称银30两是从自己的退押银中扣除的;周氏兄弟二人后来的供词却强调,银30两是从萧荣发的退押银中扣除的。这两种表述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就押租制度的运作逻辑讲,佃农萧荣发只需向田面主周子莲缴纳押金与地租,与田底主周龙田无关,周龙田不可能扣留萧荣发30两银来偿债。所以,周龙田归还本金30两,实为周子莲所收押金。

新任县知事的初次审理意见为:“周子莲赶萧荣发到案,如萧荣发不到,所有利谷即为周子莲担负,周龙田速将银借齐,来案以便当堂发交魏银廷。” 周子莲依然不服。1919年1月24日,县知事再次审讯,判决如下:

周龙田缴银三十两,当堂交魏银廷亲领,至所欠利谷六石,因歉收着让二石,此是周子莲担负,仰魏银廷抄判向子莲讨取,倘故抗违,即行带案押追,此判。

这段判词带有调解的性质——官府以歉收为由,要求债权人义让2石。这段判词还带有强迫性——周子莲有无法推卸的担保责任。至于为何周龙田一定要被强拉作为担保人,笔者以为,这涉及到周龙田与周子莲之间的“典交易”,当事人节省了约25两的交易成本。

综上,田底主周龙田是押金最大收益者,田面主周子莲是地租最大收益者,所以土地是押金借贷的信用基础。田面主暨典主周子莲能够以地租为信用,来为萧荣发作担保。田底主周龙田拥有的500两融资能力,同样能发挥保障借贷本金安全的作用。

三、从加押到典当:地权的再分化及其影响

魏银廷案件中500两押金以及信用担保机制表明,押租制度不仅加速地权分化,而且还有助于掩盖主佃双方之“明佃暗当”的避税动机。李克明案是另一例证,与魏银廷案不同的是,原业主与典主之避税动机与纳税责任发生了激烈冲突。

1、“押”与租佃关系的变化

李克明借贷案本是一场民事性质的债务纠纷案,然而,原告李涂氏却递交了刑事诉状,案件被纳入到案牍课的刑事股。李涂氏状书内容如下:

情氏夫故遗业,地名文家堡,押银五百两,年租十一石,招刘火顺耕栽,除纳粮,余作氏膳。虽有七子,四子一人早夭,诸子在外自谋衣食。

氏前借伊银一百五十两,每年利谷不足,堆砌换约,至二百两之多,当将氏前约扯毁。前年(1910)逼氏还银无给,勒要氏佃过耕。氏迫无奈,始允换书佃约,连利并原佃押银共书七百五十两,年租一石五斗,经伊代氏纳粮,余归氏收,伊应将前借约揭还,氏迭追问,推缓至今,掯约不揭,去年租谷除上粮外,余谷未

今十月(1912年),氏子(李)平洲由白沙归家,突遇粮队,称氏去年(1911)之粮未上被垫。氏闻骇异,氏问(李)克明,言语支吾,始将佃约揭出查看,方知仅注租谷一石。明欺氏迈目失,凭族李有顺等与伊理剖不前,害氏粮悬,被队押逼氏子不释。

李涂氏上引状书有以下四层含义。其一,李涂氏故夫遗留下来的田产,在权利分割上主要包括两方面,即佃农刘火顺通过交纳押金银500两,获取田产的部分处置权、全部使用权与部分收益权;李涂氏仅拥有田产的部分处置权与部分收益权。其二,李涂氏称,她所借银150两,经过一年的“堆砌换约”达到200两之多。所谓“堆砌换约”确实触犯了“违禁取利”的法律,如大理院三年上字第718号:“惟每月息上加息之办法,其结果必间接超过三分利率。故依该律例之类推解释,自属不应许可。”不过,150两的年利高达50两,年利率高达33.3%,令人难以相信。其三,李涂氏称,族内侄孙李克明对其养膳田产觊觎已久,并以换约之名,最终窃夺了供她养膳的故夫遗产。其四,李涂氏有意把田产的租佃形态与每年向国家“上粮”的义务相勾连,刻意放大了案情的严重性。如果其叙述属实,李克明的行为理应受刑事处罚。

李克明通过“违法”手段,将500两押金追加到750两。此外,主佃双方约定,由李克明代李涂氏纳粮。表面上看他们属于租佃关系,实质上李涂氏已将产业“典”给了李克明。“去年租谷除上粮外,余谷未

”一句,表明李克明交给李涂氏的年租,可能与当年的粮税相抵消。所以,李克明代替李涂氏纳粮,也在情理之中。

李涂氏和李克明之所以没有对田产权利进行彻底交割,主要目的是为了躲避田产买卖之“契税”。以双方自愿为前提的佃约,即便是有意躲避契税的策略,只要双方恪守规约,官府通常无从查究。

总之,按照李涂氏的说法,李克明的加押是违法的,由此而产生的换约关系是否有效,就是一个问题。换约之后,即李涂氏“典”卖田产之后,本来应由李涂氏交纳的税收却由李克明“代纳”,令人猜测这一典卖,可能是因避交田产交易税而明典暗卖。

2、加押与地权的分化

诉状内容的真实与虚构,始终是学者驾驭司法诉讼档案的一大挑战。通常,细心比对原告和被告关于同一件事情的叙述逻辑,是必不可少的应对策略。本节将李克明的辩诉状与李涂氏的状词相互参照,力争恢复案情的真实原貌。

1912年12月14日,李克明针对李涂氏的控诉,专门向县知事提交了一份“民事辩诉状”。此状强调了案情的“民事性质”,而非李涂氏的“刑事性质”。李克明还辩称,借贷数量并非李涂氏所谓150两,而是200两。并且,借贷出自李涂氏故夫李治山之手,且“令长子森林作押,别佃居耕,每百两对年加利谷4石” 。案情发生在分家之前:“别佃”指的是李涂氏长子李森林租佃他人土地,且每年从地租收益中取出8石谷作为利谷,交给债权人李克明。

相对于李涂氏的状词,李克明的叙述不仅详细,而且更为可信。这是因为,70高龄的李涂氏有三个儿子,年仅20岁的李克明与寡母相依为命,说后者强势夺取田产的租佃权利,有违常情。李克明还称,从“借”转“佃”的换约过程,是在团族介入下协商之后的产物,他列出了一系列知情者的姓名,如“笔证孙茂”、“李成章”、“同族李惠林”与“团首邹新之”等人,他们都参与了借贷关系的建立以及“换约”的全部过程。

李克明还提供了关键数据为自己辩护。其一,8石利谷折银30两,借贷年利率应为15%,相较于上文李涂氏的33.3%,更为可靠;其二,李克明将押金抬高到750两,以此获取李涂氏膳田的“佃权”,实际上是田面价,主要包括三部分,佃农刘火顺押金520两,应支付的债务本金200两,利谷折银30两。“加押”过后,李涂氏和李克明之间的债务关系转为“名义上”的租佃关系。

土地权利的进一步分化,具体表现为李涂氏、李克明与刘火顺之间的地租收益分配方面,即在租谷中,李涂氏收益1石,李克明收益7石,刘火顺收益8石,三方所占比例为1:7:8。以图2为例:

图2:李涂氏田产之权利分割

李涂氏作为田底主,在其膳田中的权利已所剩无几,收益权仅有6%,且必须以此缴纳粮税,此正与清代农业税相等。这说明李克明通过加押获得了全部田面,即典入了李涂氏的田地。

债权人以“加押”和“换约”的方式,使原先的借贷关系转为“名不符实”的租佃关系。从分配比例上看,李涂氏与李克明实际上是典关系。李涂氏将田地典给了李克明。

3、“抬垫”与“逃税”

假定是买方承担交易契税的话,那么在这一明典暗卖的交易中,最大的收益者是李克明。激发李涂氏状告李克明的最大动因,是她不想让李克明独享逃纳的37.5两契税。尤其是因拖欠粮税,导致李涂氏被勒索钱财及其次子李平洲被关押,李涂氏的内心完全失衡。

尽管李涂氏与李克明达成“加押换约”的协议,实际上,他们之间还有一笔债务没有清偿。宣统二年的利谷8石,李涂氏并没有缴清。在1911年秋季的纳粮时节,李涂氏提议把此后每年的“一石”粮税与宣统二年(1910年)的利谷作抵,直至清还。具体情节如下:

业交火顺居耕,上纳民租七石,民年涂氏租谷一石。其余宣统二年尚欠民利谷八石,酌议陆续付给,原出借约,一俟利谷给清,再行注销无异。去秋(1911年),向邀涂氏母子近前租,伊称作偿上年所欠民利,今秋民该租谷一石,伊仍称作偿。民信,未防伊等包藏祸心。

李涂氏之所以提议要将“粮税”与“利谷”作抵,不是为了专门陷害李克明,而是身处动乱环境中的一项权宜之计。始料未及的是,李涂氏母子逃税不成,反遭“抬垫”,进而被乡村包税人的百般勒索。对于李涂氏在拖欠粮税问题上的控告,李克明的辩诉理由简明而有力,即“至有业纳粮原为国民义务,民属佃耕,何能庖代?”

所谓“垫”,全称为“抬垫”,是乡村包税人代替拖欠粮税之农户向国家纳税的行为。一般而言,随“抬垫”而生的困扰是高利贷。李涂氏提到的族侄李德三便充当着乡村包税人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若不发生“抬垫”,李涂氏、李克明和刘火顺之间“明典暗卖”的关系,足以相安无事的一直维持下去,前提是李涂氏必须及时缴纳粮税。

经过第一轮交锋之后,是非曲直已十分明显。自知理亏的李涂氏母子便没有继续上诉或反驳,所以此案未经庭审便终结了。双方有可能私下言和。或有人问,李涂氏明知理亏,明知不可能胜诉,为何执意状告李克明?从本案的前因后果来看,李涂氏母子并不在乎输赢,其诉讼动机主要是为了暴露自己和李克明之间的土地交易的“非法性”。

从田产权利分割与交易形态上看,李克明加押之后,由于原田主李涂氏的实际收益已完全归零,那么他们之间的田产交易,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租佃或抵押借贷。为了规避高达37.5两的“契税”,双方以加押典卖的形式来掩饰其产权交易事实。为了使李平洲摆脱抗税罪名并减少随“抬垫”而来的财产损失,李涂氏母子最理性的做法,便是借助官府的威权迫使李克明惮于“逃税罪名”而愿意私下主动与之分担部分风险。

由上可知,“加押”一方面加剧了地权的分化,另一方面促成了债权向佃权的转化。乡村地权的性质因“押金”的多寡而发生改变。货币资本对传统中国土地市场的影响是不容轻视的。在土地市场运作过程中,政府通过征收“契税”行使监管职能。事实上,脱离政府监管的地权交易,往往会因参与者的投机而出现权责不清的状况,反而加大地权交易的风险。

四、破产与物价:投资风险及其应对

对投资者而言,利润与风险是影响他们选择的两大要素。既有研究大多从借贷关系、担保人、抵押物、借贷金额与利率等方面着手,讨论民间借贷行为的运作机制。近来,学者们愈发认识到,相比于利润,投资者更加关心的是投资风险。简单地说,本利安全,远比收益更重要。

1、债权之等级性特征

对债权人而言,债务人资不抵债的处境意味着本金或利息无法清偿。据清代巴县的债务类司法档案及民国初年的民事习惯调查显示,“分(即成)摊还”是民间社会自发产生、受官府认同与保护的偿债方式,带有“暂时性的有限偿还”与“永久性的无限偿还”等特征,但对债权人而言,摊还依旧是一种“昧良”行为,本质上是对债权的侵蚀。

1913年,江津笋里一区的周刁氏因债务拖欠而状告女婿吴作宾。事情的起因发生在1909年,吴作宾向周刁氏的儿媳漆氏借银300两,将“分业小老王”作抵。除借贷外,吴作宾欠会银400两,几经催还,吴作宾“总以卖业偿还推缓”。不料,吴作宾最终欠债3000余两。债务人声请摊还,即意味着难以清偿全部本利。为防止债权利益受损,周刁氏状告吴作宾称:“不思伊此银分业作抵,并非货账堆砌可比” 。周氏旨在强调抵押借贷比货账堆砌产生的债权具有优先性,以期最大限度的保全本利。

1915年,江津县四序镇第23保第1甲的莫润斋,因债务拖欠被债权人莫戒三控告。莫润斋辩解,自己欠债6000余两,无力清还。去年九月,莫氏父子商定,愿意将自己的四契产业变卖清债。不过,这些产业只值价银2800两,偿债率不达50%。中人鉴于“价既不敷,非酌摊还”,最后议决为“押银照六摊还,抵借、抵当照三,借约、会票照二为度,时债主等多愿照成摊收,免久毫厘无着”。借贷形式直接影响着偿债比例,债权等级性的特征十分明显。其中,押银偿还比例最大,抵押借贷次之,债权损失最大的则为普通借贷与会款融资。

然而,由于莫氏产业中存在复杂的产权关系,莫戒三等人拒绝摊还,佃户拒绝重新投佃。这就导致债务人莫润斋无法出售田产以及解除债务关系。就案情来看,债务人分成摊还押金,无疑侵犯到了佃户暨田面权人的利益,因此他们采取拒绝重新投佃的手段,以达到押金不被摊还的目的。

再以袁惟善案为例。1919年,袁惟善因资不抵债而被控告,为早日偿债而免受诉讼拖累,袁惟善请求卖业偿债。“愿将自置之业……完全变卖,尚不敷支”,其母黎氏愿将其夫所遗全部财产,一同变卖,“以便分别履行债务并请代觅买主,惟佃户不面,致难成交”。佃户拒绝投佃,意味着买卖交易不能成立。唯有佃户交租,买主方能实现其收益权。在县知事的命令与保证下,业主最终将田产出售,佃户从卖价中各扣除押银120两。“投佃”是佃户制约业主处置权的有效手段,押金退还就成为业主变卖田产与偿还债务的必要条件。可见,押租制度比抵押债权更具优先性。

1921年,债务人李陈氏与债权人黄金茂发生债务纠纷。李陈氏已故丈夫李双城欠债共计3000余两,其中,抵借黄金茂本金100两。1919年,李陈氏多次邀集债权人和团甲等来家清算故夫所遗债务,各债权人允许其破产摊还。最终李陈氏“请中作成”,将故夫所遗土地、田产、屋基全部卖出,议定时值价银800两。再邀各债权人协同清算,除佃户应归押银400两外,仅余银400两,各债权协同中证以其故夫所负债务3000余金,照两种分配,有抵当权者给偿两,无抵当者给偿一。从案情之来龙去脉看来,1919年的押金清算,以及分成偿债抵押借贷、无抵押借贷,有效地解除了李陈氏与诸债权人的债务关系。两年之后,李陈氏之子李生民的发达使原先债权人黄金茂产生了摊还过后再“找价”的念头。只不过,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从实践过程来看,即便在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破产法》的背景下,押金如数退还依旧是产业拍卖的必要前提。1933年4月,江津县九如镇油溪场的商人丁登仁申请破产偿债,“债权共计三十三名,内借冲会账并沾泥水不等,合共计洋二千八百三十六元正,内有抵借债权二笔,计洋二百六十元正。”由于亏损严重,丁登仁将产业全部出卖后得价洋694.5元,价银仅占总债额的24%,但债务人仍必须先从价银中扣除押洋494.5元,最终用于偿还抵押借贷等其他债权的存洋仅剩200元。显然,此案中债权人损失惨重,但从事押金投资的放贷者却丝毫不受影响。

对资不抵债的债务人而言,押金清算,已成为卖业摊还的前提。经对比可知,在押租制度、抵押借贷、会款融资与货账债务等投资手段中,唯独押租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本金与利息的安全。

2.法币与谷价

黄宗智的研究表明,地价波动导致交易双方在产业原价与市场时价之间充满争议,诉讼纠纷频繁发生,明清至民国的立法者与执法者往往倾向于庇佑弱者,即允许业主“找价”或原价赎回,但却要求典主按市价“绝买”产业。其实,明清与民国的立法者只不过遵循了典卖的民间惯习,而不是他们在庇佑弱者。或有人问,地租与押金之资本收益之间存在的相互抵消机制,使主佃之间呈现出“重押轻租”或“轻押重租”的权责分配关系。如果物价上涨或货币贬值,是否就意味着押租制度的彻底崩溃呢?

最近有人指出,20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币贬值致使押租制度失效,而且地主采取重复加押加租的手段,进而将金融风险完全转嫁给佃户。在法币贬值背景下,地主的加押加租行为带有剥削性质,因此,50年代土改运动前期的退押运动是合理的。 法币贬值与谷价上涨是20世纪通货膨胀的一体两面,本节以两则案例来讨论经济危机背景下押租制度的运作规律。

1941年江津县顺江场彭遴甫与孟海云之间的租佃纠纷,即可作为探讨押租制度机制的典型案例。原告是业主彭遴甫,被告是佃户孟海云。1941年9月,江津谷价大涨,彭遴甫要求佃户加押,交租时,佃户孟海云以加押为由,遂少纳地租。业主强烈反对,状告孟海云。现有研究已表明,业主加押,佃户有权减租,这合乎押租制度。然而彭遴甫案的发生逻辑,与押租制度明显相悖。详情可见彭遴甫状书:

民先祖辈所置田产一业……其田土分为二业,放与佃户耕种,甲业取租谷二十石,乙业取租谷十石,乙业田内年可获谷二十二、三石,每季可种杂粮八九石……前年有孟海云承佃此业,仍照民原租收谷十石,取押洋四百二十元……今春谷价飞腾,每石涨至七八百元,而民已前取各佃之押金,每石只有三四十元,不能抵押谷价十分之一,故召集全体佃户每石酌加押洋百元,如海云之业,应加五百八十元,连前共足一千元。

1941年春,江津市场谷价每石750元。以前彭氏收取押金时,谷价每石只有35元,“不能抵押谷价十分之一”,实为“不能抵押谷价二十分之一”之误。佃户孟海云以加押与减租应同步为由,拒绝了业主的加押要求。至此有必要追问的是,法币贬值,是否意味着押金贬值,主佃双方是否应该重新调整押租关系呢?就押租制度的形成过程与运作机制而言,主佃双方签订契约时,佃户缴纳的押金代表着当时当地的谷物购买力。押金随市场利率而产生的资本增值,必须能与佃户少缴的地租价值相抵销。地主作为押金持有者,他可以自由支配,或一次性的消费,或将资本再转投土地市场、商品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由此来看,法币贬值与押金贬值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那么,业主彭遴甫擅自加押显然是无理的,佃户孟海云因此提出减租的要求,更是不难理解的。

彭遴甫案的审理结果表明,李树青和王锡周等“念属桑梓,不忍双方涉讼”,出面调解,原告彭遴甫与被告孟海云最后达成和解,此案了结。虽然和解内容不详,但从被告并未出面为自己辩解,以及收到法院传票后,积极寻找调解人与原告达成和解的反应上看,对于法币贬值所带来的巨大金融风险,主佃双方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可商议余地。

退押也遵循同样的逻辑。法币暴贬,谷价暴涨时,部分业主为了规避金融风险或是乘机牟利,往往采取缩短押租周期的策略,然而在清算押金与结束押租关系过程中,不愿承担全部金融风险的佃户,大多会采取故意欠租或强迫业主“义让租谷”的策略。江津县罗坝乡夏勋铭与周本支的租佃纠纷,就是一例。1942年4月24日,佃户周本支以法币40600元租佃夏勋铭的土地,年纳实租17石,佃户周本支将田产转租给曾治权与周二顺二人,可见周本支凭此大额押金成为了享有部分处置权与部分收益权的田面主。1943年,田底主夏勋铭以佃户(亦暨田面主)周本支欠租为由,要求退还给全部法币押金,自己收回田面。在法币恶性贬值的时期,若法币押金被原额退还,周本支必将承担巨大的金融风险。为减少损失,周本支仅纳租谷5.1石,故意少纳租谷11.9石。夏勋铭为此到法院状告周本支。讯问中,周本支承认自己违约欠租,但仍坚持只愿意补交8石,余欠的3.9石谷,则请求业主“义让”。结果上看,法院尊重与接纳了被告的意愿,双方因此达成和解,诉讼终止。

以上纠纷的发生逻辑、裁决者的调解与当事人的博弈与和解过程,均在押租制度的框架内展开的。从中不难看出,押金与借贷本金的差异是极其明显的,押租制度是以“实物”为基础,押金代表着签约时的一定数量的“谷物”价值,押租关系不应受到签约之后的物价或币值波动的影响。无论货币如何贬值,谷价如何波动,主佃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始终保持不变。所谓“押金退还”或典契中注明以“原价回赎”,都并不是指货币面值,而是指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在20世纪40年代谷价与币值剧烈波动的特殊时期,主佃双方在市场利率与地租的基础上,力争维持公平有序的土地市场逻辑,共享土地收益与分摊风险的合作关系。与商业经营与民间借贷相比,押租制度无疑是金融市场领域内最安全的一种投资方式;金融风险出现时,以实物地租为计算标准的押租制度不仅不会崩溃,反而能够行之有效的运作。

五、结论

本文不仅从传统地权结构上阐明了借贷与租佃的相互关系,阐明了押金增加所导致的质的变化,即从借贷,到加押,到典的变化过程,还讨论了金融与租佃两个市场不同的投资风险。

所谓债权转为佃权,即是田主用地租支付欠债。由于租佃市场的风险大大低于金融市场的风险,所以,债权可以向佃权转化。佃权之所以不可能转化为债权,是因为,佃权相对债权更有保障,更为安全。其一,假定某年出现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欠收,通常是由田主与佃农共同承担风险,田主的“义让”不可避免。其二,在破产清偿时,债权的本金与利息会因摊偿而受侵蚀,押金则因土地结构的制约,而可全额退还。在谈判时,土地使用权的拥有者具有更多的优势。其三,当货币贬值时,债务清偿以货币面值计量;押金退还时,则以实际购买力为计算标准。法币贬值与押金贬值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因果联系,因为押金价值只与当年当时的谷物购买力相关。如薛暮桥在1944年所指出的那样,“赎价按承买人所付贷款本利或典价买值,及从该项土地所得收获多少决定之。因币值变化所生争议,得比照地价增加倍数适当调解,务使双方均不吃亏。”所以,1940年法币暴贬背景下与押金有关的诉讼纠纷,本质是主佃双方均衡与分摊金融风险的博弈过程,而且他们关于风险规避而产生的经济矛盾也绝非是不能商量的问题。

在民间习惯中,金融市场之借约转为土地市场之佃约是常有的现象,而将押金转为借银的交易行为则是不合情理的。该现象也与租佃市场之风险小于金融市场风险的客观事实有关。如1922年诉讼当事人黄锡卿的状词所言:“民间交涉,只有借银转约田土质当,未有押银转书借冲之理” 。

综上,传统中国乡村的金融市场与土地市场,是一个高度流动且高度融合的市场,其中,土地市场具有化解金融市场风险的稳定且强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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